國際貿易論文2018年精選范文4篇

來源: www.tcwpwd.live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8-05-23 論文字數:43655字
論文編號: sb2018052013112921221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國際貿易論文,筆者按順序分別做了具體分析。通過對支撐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制造業產業結構進行分析不難看出,近些年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已由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變為了現在的
本文是國際貿易論文,該專業論文主要研究國際貨物貿易、國際服務貿易、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國際 運行中的主要問題,是對國際貿易工作的闡述及總結。今天該網為大家推薦一篇國際貿易范文,供大家參考。

國際貿易論文2018年精選范文一:制造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研究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意義

一、 研究背景

從國際角度看,全球總需求不振,世界主要經濟體受到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困擾而需求疲軟;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我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與發達國家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不斷加劇。從國內角度看,我國目前正受到原材料、勞動力、土地、能源和環境等要素供應趨緊和成本上升的雙重阻力;由于缺少必要的資金、技術和人才,我國大量的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正經歷著結構調整和生存發展的困難時期;我國外貿企業目前的研發創新和資源整合等核心競爭力仍然較弱,我國出口商品的質量檔次和附加值亟待提高。今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外貿發展將持續面臨著嚴峻挑戰,在傳統競爭優勢明顯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真正形成的狀態下,我國的外貿競爭力正經歷著關鍵的轉換時期。

一方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歷了制造業的高速發展。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顯示,2014 年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經超過五分之一,220 多種工業品產量、制造業凈出口以及制造業總規模均居世界首位,中國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但伴隨著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到來,加之我國的經濟發展將逐步進入“新常態”,我國更需要向貿易強國的方向邁進。目前,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對外貿易形勢依然嚴峻。一方面,從國際環境來看,世界制造業的分工格局正在改變。新一代的信息技術在各個行業廣泛滲透并推動了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由此引發出制造業在技術體系、制作模式、發展理念和價值鏈上的重大革新。國際金融危機過后,美國提出的旨在建立信息網絡技術與制造業深度結合的國際競爭新優勢的“工業互聯網”戰略;德國提出的意在倡導智能制作和智能工廠的“工業 4.0”戰略;印度推出的意圖打造新的世界制造工廠的“印度制造”戰略計劃等,使我國制造業面臨著包括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在內的“前后夾擊”。

另一方面,從國內環境看,“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對制造業的需求層次需要不斷提升,同時所面臨的資源、環境等外部約束也在不斷強化,另外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正逐漸上升,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儼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雖然我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但是大而不強的問題依然凸顯,我國制造業存在著生產速率降低、科技創新能力欠缺、核心技術缺失以及部分傳統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等問題。因此,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我國貿易競爭力,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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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綜述

一、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的研究現狀

關于中國的制造業的產業結構現狀和調整升級,許多學者都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關于我國制造業的結構,大部分學者是以要素貢獻度的方法將制造業分成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兩大類。王煒,孫蚌珠(2014)通關研究2002-2010 年間的數據發現我國制造業結構明顯表現出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發展趨勢。鄧良,王亞新(2010)從經濟學思想和經濟模型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相互協調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得出二者并非相互排斥、可以共同協調發展的結論。并建議金融危機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必須加強產業轉移的力度,通過提高教育和技術水平以及加大人力資本的開發投入,來提高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

關于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因素,許多學者研究得出科技進步直接影響了一國的產業結構。Kurt E. Yeager(1995)指出了技術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國的產業結構,Nelson, Richard R(1995)還研究了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共同演進的關系。史學貴,施潔(2015)考察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驅動力問題,其建立的包含對外貿易和技術進步的三部門增長模型反事實試驗表明,影響我國產業結構變化的直接因素是技術進步不是外貿需求。關于影響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王煒,孫蚌珠(2014)指出勞動密集型產業內部相關行業的勞動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自身轉型和外部需求下降等因素成為制造業結構改變的主要原因。趙虎林(2015)利用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闡述了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現狀和問題,對中國制造業結構的調整提出了改善體制環境、優化教育機構、規范人力中介和因地制宜等建議。

關于我國制造業產業發展的方向,黃群慧,賀俊(2015)總結出中國制造業核心能力提升的可能方向,一是通過架構創新和標準創新加強一體化架構產品轉化為模塊化架構的能力,縮短或者破壞產品生命周期演進的一般路徑;二是針對國外技術與中國本土市場需求不匹配的機會,充分利用中國的市場和制造優勢,不斷提升復雜裝備的架構創新和集成能力。張曉靜(2014)則主要分析了新一輪全球產業分工重組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策略:在努力拓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的同時,要將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全球產業分工的重組相結合,實現自身的跨越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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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支撐貿易競爭力的制造業產業結構分析

 

第一節  產業分類和產業結構的界定

在經濟研究中,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可以對產業進行不同的分類,常用的產業分類方法主要有三次產業分類法、要素密集度分類法、技術分類法和國際標準產業分類法。其中,要素密集度分類法是按照各產業主要投入要素的相對密集度來進行劃分的。根據勞動力和資本在各個產業中的相對密集度,可以把產業分成兩類:即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但是對技術和設備的依賴程度較低。一般情況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成本中工資支出占比較大,行業的資本-勞動比(K/L)低。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對技術和設備的要求較高,即行業的資本-勞動比(K/L)高。

為了便于討論出口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所以筆者采用要素密集度分類方法對產業進行分類,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之間的關系界定為本文所討論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提升國際競爭力和促進經濟穩步發展的重要途徑,它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凸顯。

制造業無論是在國內經濟中還是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選取制造業作為研究對象。但是由于產業劃分標準和貿易品的劃分標準是不一致的,所以在進行具體研究之前要統一統計口徑。根據李榮林,姜茜(2010)對我國制造業 28 個部門進行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劃分,筆者將工業制成品所對應的 24 個制造業部門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其中有 12 個部門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12 個部門屬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具體分類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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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發展進程的加快,我國已經進入了重工業發展的階段。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是由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密集型的循序漸進的過程。目前我國工業發展處在勞動密集與資本技術密集的過渡期。要素稟賦結構的演進可以為產業結構的升降奠定基礎,并逐漸形成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客觀來說,雖然我國的第二產業總量擴張明顯,但經濟增長質量不高,尤其是工業部門“大”而不“強”,其內部產業結構升級緩慢,主要表現在:一是技術創新能力差,產業研發投入不足;二是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產業升級面臨困難;三是產品結構不合理,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產品短缺與一般產品相對過剩的問題同時并存。 

一、 我國制造業總規模的發展趨勢

本文將以 1993 年作為數據觀察研究的起點,有兩個原因:其一,我國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從 1993 年開始確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此作為起點便于觀測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的演變情況;其二,在 1993 年之前中國的企業中普遍存在著冗員現象,直到 93 年才加大了減員增效、增強市場機制對勞動資源配置作用的力度,所以 93 年之前若按要素密集度區分產業則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中國統計年鑒中關于按行業計算的工業產值指標只統計到 2011 年,所以本部分觀察研究的數據范圍僅限于 1993 年至 2011 年間。

按本文界定的制造業部門分類方法所計算得出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值、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產值和制造業產品總產值的變化趨勢如圖 2.1 所示。總體來說,1993 年至 2011 年間,我國制造業產品總產值由 30922.6 億元人民幣上升到647356.71 億元人民幣,累計增長近 21 倍,我國制造業總規模也持續擴大。同時,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值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產值保持著相同趨勢的增長,分別從 1993 年的 11470.29 億元人民幣和 19452.31 億元人民幣上升至 2011年的 174804.96 億元人民幣和 472551.75 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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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貿易的發展現狀………………………16

第一節 產品分類及外貿結構的界定……………………………16

第二節 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商品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勢…………………17

第四章 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與出口商品結構的關系………………24

第一節 產業結構與外貿商品結構關系的理論分析…………………………24

一、產業結構升級與外貿商品結構優化的聯動性分析 …………………24

第五章 制造業結構升級對中國貿易競爭力的影響…………………32

第一節 產業結構與出口商品結構不對稱對外貿競爭力的影響……………32

第二節 結構性問題對中國外貿競爭力的約束分析…………………………35

 

第五章 制造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外貿競爭力的影響

 

第一節  產業結構與出口商品結構不對稱對外貿競爭力的影響

產業結構是通過貿易結構反映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通過該國某產品的出口比重占同類產品國際出口比重的關系表現出來,具體體現在本文在第三章計算的 RCA 指數。因為在理論上,一國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應該是趨于一致的,所以其通過貿易結構反映的國際貿易競爭力與其產業結構的水平應該也基本一致。通過上章的結構對比分析發現 1993 年-2011 年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水平和出口結構水平是非對稱的,整體表現出貿易商品結構的發展要落后于產業結構的發展。本部分將著重研究兩種結構之間偏離的程度對我國制造業貿易競爭力的影響。

無論從出口貿易結構升級的角度考慮,還是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考慮,技術要素和資本要素的貢獻在質量上要高于勞動力要素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利用R 判斷產業結合和出口商品結構之間的關系時,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判斷方向正好相反。對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若 R<1,說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在一國產業結構中的占比相對于其在出口結構中的占比要大,由于資本密集型產品在一結構中的占比越大代表該結構層次水平越高,則這意味著 R<1 時該國國內支柱產業層次高于主導的出口商品層次,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出口商品結構落后于產業結構的發展;R=1 時則意味著兩個結構的發展趨于一致,即對稱發展;R>1 時,說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在一國產業結構中的占比相對于其在出口結構中的占比要小,則意味著該國主導的出口商品層次高于國內的支柱產業層次,即產業結構的發展要落后于出口商品結構的發展。對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說,判斷方向正好相反。R<1 時代表產業結構落后于出口商品結構的發展;R=1 時同樣意味著兩個結構的發展趨于一致;R>1 時代表出口商品結構落后于產業結構的發展。總結整理后具體的判斷標準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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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相關結論及政策建議

 

第一節  制造業結構升級對外貿競爭力影響的相關結論

針對本篇論文開篇所提的五個研究問題,筆者按順序分別做了具體分析。通過對支撐我國外貿競爭力的制造業產業結構進行分析不難看出,近些年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已由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變為了現在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主導。這種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是由勞動力、資本、技術、產業政策、對外貿易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但是我國現存的勞動力素質低下、資本結構失衡、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選擇性產業政策、過度依賴外資以及技術“溢出效應”較弱等問題阻礙了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除此之外,論文還主要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貿易進行了分析,近些年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也由勞動密集型產品主導變為了現在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主導。隨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升級,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 RCA 指數明顯上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 RCA指數小幅下降,整體的貿易競爭力處于中等水平。但是由于我國現存的出口商品價格偏低、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偏低以及過度依賴外資等問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水平并沒有得到真正提升。在以上分析基礎上,論文進一步通過理論和實證分別分析了產業結構與外貿商品結構之間的關系。理論上,產業結構升級與外貿商品結構優化是存在聯動性和對稱性的。但我國制造業的實際經驗數據表明,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與外貿商品結構雖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聯動升級,但是二者之間卻表現出了出口商品結構落后于產業結構的非對稱現象。這種非對稱現象的出現,除了有貿易發展戰略轉換時期的必然性因素,還有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貿易方式改變以及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不相協調的偶然性因素。接下來,論文著重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對外貿競爭力的影響,通過構建可以表示產業結構與出口商品結構間偏離程度的指標 R,并將其與 RCA 指數結合利用散點關系圖進行分析并得出了最終結論:

我國制造業的出口商品結構發展整體來看要落后于產業結構的發展。這種結構的不對稱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資本密集型產品貿易競爭力的提升。但是隨著我國工業化的進程,我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和出口商品結構的關系是趨向于一致發展的,同時未來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競爭力將會得到快速提升,出口商品結構也會進一步優化升級,直到與產業結構相對稱。但在此過程中,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貿易競爭力將呈下降趨勢。所以在未來我國傳統比較優勢的逐漸削弱的時期內,要盡快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領域的建立新的競爭優勢,才能幫助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快速順利地度過關鍵的轉換時期。總而言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才是提升我國外貿競爭力的關鍵。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以匹配國際需求結構為前提,只有這樣我國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的一般貿易出口產品才能在國際市場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其出口比重才能增加,外貿商品結構才得以優化,外貿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間水平的差距才可以越來越小,以達到兩個結構協調一致發展,使外貿競爭力快速提升。所以為了我國外貿競爭力的持續快速提升,必須要以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作為根本,以外貿商品結構同產業結構的聯動升級和協調發展作為核心,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建立起我國外貿競爭的新優勢、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的跨越式發展。

參考文獻(略)

國際貿易論文2018年精選范文二:荷蘭、日本農產品國際貿易比較研究
 

1.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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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

(1)世界農產品貿易格局的變化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世界農產品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發達國家相繼成為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國,發達國家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發展迅速。其中有兩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一個是土地資源并不豐裕、勞動力絕對數量較少的荷蘭發展成為世界上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農產品凈出口國,另一個是我們的鄰國日本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

(2)荷蘭、日本概況

荷蘭王國位于歐洲西部,西、北部瀕臨北海,國土面積為4.巧萬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不到3.4萬平方公里,全國人口1586萬(2000年),陸地的人口密度為468人/平方公里,是歐洲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1999年,荷蘭農用地面積為196.7萬公頃,其中耕地91.4萬公頃,牧場101.8萬公頃,按人均計,分別只有0.058公頃和0.065公頃(分別合0.87畝和0.98畝)①,低于我國的水平,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國家。荷蘭經濟高度發達,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就其經濟總量而一言,荷蘭高居世界第12位,1996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26億美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5940美元,為世界第11位。

日本地處東亞,是一個島國,國土面積37.77萬平方公里,其中陸地面積36.45萬平方公里,人口1.265億(1999),陸地人口密度為347人/平方公里。農用地面積為527.1萬公頃,其中耕地4503萬公頃,牧場40.5萬公頃,人均分別占有0.036公頃和0.003公頃①,低于荷蘭的人均擁有量,也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國家。

(3)荷蘭、日本的農產品貿易

以上數據表明,兩國的農業生產資源條件都不理想。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荷蘭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出口國。盡管其糧食的自給率很低,但是農產品的綜合自給率卻非常高,很多農產品的出口額都居世界前列,是人多地少國家農業發展和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榜樣。

日本盡管經濟非常發達,但是農業卻完全失去了國際競爭力,這其中可能是由于農業失去了比較利益的緣故,但是其農業自身的許多缺陷卻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它成為農產品凈進口大國的主要原因。

荷蘭出口的農產品,主要由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的、單位價值高的畜產品、園藝產品以及加工產品組成,這正是荷蘭的優勢所在。荷蘭基本的資源享賦特征是勞動力相對充裕,而耕地極為短缺,所以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此外,隨著經濟發展,荷蘭的資本變得相對充裕,技術水平不斷提高,這樣勞動與資本和技術不斷重新組合,使農業生產具有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特征。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荷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質量和生產率,提高了競爭力,最終得以大量出口,成為主要的出口農產品。而日本由于國內生產難以滿足需求,所以農產品出口量非常少,而且規模小而分散,難以形成出口優勢。

在進口方面,荷蘭許多土地密集型產品的自給率非常低,谷物綜合自給率目前只有23%,在糧食中,小麥的自給率是最高的,但是也僅有50%,并且主要用作飼料。這表明荷蘭并沒有因為耕地少而強調糧食高度的自給率,而是根據經濟利益的需要,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由市場調節谷物的生產和供給,突出了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貿易理念。雖然目前谷物在進口農產品中占的比重不是最高的,但是如果將谷物、油籽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以及飼料的進口額加起來,它們的進口額是最大的,占的比重最高,其次是其他諸如水果和蔬菜等產品。這表明荷蘭善于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谷物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依靠進口的供給模式并沒有影響荷蘭農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的供給,相反,它通過進口土地密集型初級產品間接利用了他國的土地資源,促進了本國其他產品生產的發展,提高了農產品綜合自給率。

 

1.2國內外研究現狀

(l)國際貿易理論方面的研究

國際貿易是經濟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受到了廣大研究者的普遍關注,所以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層出不窮,比較優勢理論、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獻不勝枚舉,近年來,產業內貿易以及戰略貿易政策又受到了關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許多學者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出口與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米切理(Michaely,1977)用等級相關方法對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與前人不同的是,在他的計量模型中,他把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增長率作為“出口”變量,他認為,因為出口是國民產品的組成部分,所以他們之間肯定存在正相關關系。他從等級相關分析所得出的結論是高經濟增長率必然伴隨著高出口增長率。卡沃斯(Kavoussi,1984)和巴拉薩(Balassa,1978)用等級相關和最小二乘回歸法對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后來,生產函數逐漸受到了國際經濟學家的重視,許多研究者采用了這種方法(卡沃斯(1984);毛斯考斯(MosehoS,1989))。他們都使用了“標準的”增長計算模型,而在他們的模型中,出口作為附加解釋變量包括在內。所有這些研究都用出口增長率和其他解釋變量對國內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進行了回歸,絕大多數得出的結論是,在發展中國家,出口對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他們將這種作用歸因于生產能力更充分的利用、規模經濟、以及國外競爭所引起的技術進步。

關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很容易被人們認識和接受。但是對于進口的作用,往往會產生一些懷疑和爭論。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大多數文獻主要研究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而幾乎沒有人涉及進口在一國發展中的作用。而且目前的文獻大多研究一般商品出口的作用,對于農產品來說,主要研究農產品的出口結構、農產品比較優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以及優化農產品出口結構等問題,對于農產品進口,主要研究它對國內農業生產的不利影響,至于積極作用,則隱含于貿易自由化之中。

與出口相比,對進口積極作用的研究寥寥無幾,而前面對貿易理論、貿易和出口作用的文獻回顧會起到一種反襯的作用。近兩年,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對進口作用的研究,如張小濟和胡江云(1999)、陳家勤(1999)、朱一立南(1999)、林媛媛(2000)等。

張小濟(1999)主要從進口與國民經濟增長、進口與消費之間的關系、資源技術進口與工業發展等方面進行了一般性論述。經過分析,他認為在過去20年中,我國貿易順差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是一種“負相關”的關系,而在貿易出現逆差的年份,經濟增長往往較快。對此,他作了如下解釋“其實,這種情況并不奇怪。在擁有巨大國內市場的國家,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是國內市場的需求狀況;貿易順差所反映的外部需求,只起次要的或輔助的作用。伴隨經濟高速增長而產生的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擴張,超出了本國的生產供給能力,勢必引起國內市場價格上漲,從而需要增加進口來彌補供求之間的缺口。”①此外,他認為人均占有資源不足是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對外開放則有利于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突破資源約束的新途徑。我國在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同時,還應一該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2.荷蘭、日本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過程

 

荷蘭和日本具有相似的農業生產要素享賦,雖然如此兩國農業卻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農產品進出口模式。為了了解這種格局形成的原因,從正反兩方面吸取和借鑒兩國農業、農產品貿易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有必要首先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對兩國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過程作一簡要回顧。

 

2.1兩國農產品貿易在國民經濟和世界中的地位

2.1.1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1)農業產值

與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相符,隨著經濟的發展,荷蘭和日本的農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目前,兩國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在3%左右,表明兩國的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己經非常低,具有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共同特征。相對來說,日本是一個后起國家,其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速度更快一些。

(2)農業勞動力

由于兩國都具有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特點,所以兩國農業不僅產值貢獻份額較少,勞動力所占的比重也相對較低,目前在2一5%之間。但是,如果考慮與農業相關的產業中的勞動力,農業的比重不止這些。就荷蘭來說,與農業相關的產業,例如農產品加工業等,平均每年為社會提供了25萬個就業機會,為就業作出了較大貢獻。

2.1.2農產品貿易在國民經濟和貿易中的地位

(l)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

從國土面積來看,荷蘭和日本都是小國,但是從人口的絕對數量來看,荷蘭人口不到1600萬,是一個小國,而日本人口目前已經超過了1.2億,可以說是一個人口較多的國家。相比較而言,日本的國內市場要大于荷蘭的國內市場,國內需求相對較大,決定了其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要低于荷蘭,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更大。兩國對外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見表2一1,數據表明,無論在進口還是在出口方面,荷蘭的外貿依存度都高于日本,表明荷蘭經濟的外向性更高。

  

(2)荷蘭農業在對外貿易中具有重要作用

荷蘭農業具有高度外向性的特征,其農產品出口總額約占農業產值的90%。農產品出口收入占農業收入的比重超過了2/3。盡管農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很低,但是荷蘭農產品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卻不低。1950年農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6%,此后雖然不斷下降,但是農產品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還在20%以上(表2一2)。在對外貿易凈值方面,荷蘭很多年份對外貿易為逆差,但是農產品貿易一直為順差,而且數額不斷增加,農產品凈出口額己經達到了140多億美元,為國民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外匯贏余。此外,農業不僅通過出口賺取了大量的外匯收入,而且通過農業出口產業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2.2荷蘭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過程

與世界國際貿易的發展規律相似,荷蘭和日本的農業貿易也經歷了一個擴張過程,盡管其中有廠些波動,但總體趨勢仍然以增長為主線。

1961年以來,荷蘭農產品出口總額保持了較快的增長。按照當年價格計算,農產品出口平均增長速度為10%,其中有20年的增長速度超過了10%,5年在20%以上,1973年甚至達到43%:1960年代為10%,1970年代19%,1980年代7%,1990年代為3%,1970年代是荷蘭農產品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1999年荷蘭的農產品貿易總額達到了545億美元,其中出口達到了344億美元,進口201億美元,凈出口143億美元①。

下面根據荷蘭農業貿易結構的變化將其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過程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2.2.1傳統貿易階段

在產業革命以前,農業在大部分國家的國民經濟中擁有重要地位,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各國對農業比較重視。盡管當時出現了很多主張專業化分工和貿易自由化的理論,例如絕對成本學說、比較優勢學說等,但是,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自由貿易政策很難得到采用和維持,貿易保護仍然在貿易理論和實踐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

同時,由于受到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歐洲各國農業并不能提供大量的農產品用于國際交換。此外,還有消費水平、交通運輸條件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各國農業基本上都具有自給自足的特征。所以,荷蘭的農產品貿易規模總體上受到限制,農產品貿易總體上規模較小,貿易品以傳統的農產品為主,農業貿易處于較低的發展水平。

2.2.2轉型階段

轉型階段的基本特征是畜產品等勞動密集型、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在農產品出口中的比重逐漸增加。

(l)畜產品出口迅速增加

產業革命后至19世紀中期,資產階級逐漸在經濟、社會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當時,由于人口增長和產業革命的影響,西歐地區的農產品價格較高,而食物支出在居民的總支出中占較大比重,例如,荷蘭的這一比重大約為58%,昂貴的農產品影響了工業化進程和經濟發展。為了降低工資成本,資產階級極力主張實行貿易自由化,開放農產品市場,進口國外價格低廉的農產品,進而降低本國工業制品的價格,提高其市場競爭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不得不于1846年廢除了以貿易保護為基本特征和目標的《谷物法》,開始推行農產品自由貿易。在英國的帶領下,其他國家也開始實行貿易自由化。這一時期,由于其他國家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對畜產品的需求增加,于是荷蘭的畜產品、奶產品出口開始增長。當時畜產品占出口農產品的3/4,其中一半以上是未經加工的初級產品。

(2)谷物產品進口激增及貿易結構轉型

第一,國際環境的變化及政策選擇。

1880年代,隨著蒸汽機的應用和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美洲便宜的谷物便乘著輪船和火車源源不斷地駛入歐洲,對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農業生產產生了巨大影響。于是歐洲一些國家又開始采取各種措施限制農產品進口,其中,德國最先開始對谷物征收關稅。而英國由于工業發達,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低,繼續實行自由貿易。荷蘭農業生產盡管也受到了巨大沖擊,但是也沒有關閉自己的國門,仍然堅持開放政策,同時積極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業和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積極調整農產品貿易結構。

來自美洲的農產品大部分是大田作物及飼料作物,對荷蘭這些農作物的生產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與德國、法國等不同,荷蘭并沒有采取貿易保護政策,而是通過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促進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以應對進口農產品對國內農業生產產生的影響。在這種條件下,荷蘭無力與進口農產品競爭的大田作物的進口逐漸增加,而具有勞動力密集特征的畜牧業因廉價飼料源源不斷的進口而得到了迅速發展,其出口不斷增加。

第三,鄰近國家的貿易政策。

此外,西歐其他國家,特別是德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也為荷蘭的農業生產結構和農產品貿易結構轉型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德國規定,對于進口的谷物等初級產品征收較高的關稅,而對利用這些初級產品生產的產品或畜產品則基本上不征收關稅,或者征收相對低的關稅。這樣就造成德國的畜產品生產者不得不購買價格相對較高的飼料,其結果提高了生產成本,降低了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荷蘭由于不限制初級產品的進口,使畜牧業可以得到價格低廉的飼料,降低了畜產品的生產成本,使其畜產品相對于德國具有價格優勢,因此可以大量出口。

在這一階段,荷蘭的農業貿易逐漸從以前的傳統貿易向以比較優勢為基礎、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目標模式轉換。經過發展,荷蘭基本上形成了進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特別是土地密集型產品,出口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結構。

 

3.荷蘭、日本農產品的貿易結構—總體分析.....18

3.1荷蘭農產品貿易結構.........................18

3.2日本的農產品的貿易結構..................25

3.3兩國的比較.......................................28

4.荷蘭、日本農產品貿易結構的比較—分類分析.............30

4.1谷物..........................................................30

4.2畜產品......................................................35

4.3園藝產品.....................................................39

4.4其他產品....................................................41

5小結...........................................................42

5.荷蘭、日本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44

5.1比較優勢和出口競爭力..........................44

5.2分析范圍和方法.........................................45

5.3指標測算與分析.......................................46

5.4兩國的比較...........................................51

 

6.日本怎樣成為農產品凈進口的大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經濟得到迅速增長,農業生產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美國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它不希望日本成為農業強國并將來同它競爭。同時,日本的資源察賦、發展戰略和政策也決定了日本的農業不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隨著日本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其農產品進口不斷增加,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日本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一方面與國內食物需求的快速增長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有關,另一方面則由于經濟增長迅速,農業迅速失去了比較優勢,并且不斷衰退,導致農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所以,日本之所以成為農產品凈進口的大國,是供給與需求兩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6.1日本農產品進口的增長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日本農產品出口量一直非常小,而進口額非常大,導致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所以日本農產品凈進口不斷增長的過程,其實就是農產品進口的增長過程。

6.1.1農產品進口額的增長過程

(l)農產品進口額的國際比較

以農產品進口總額和人均進口額來衡量,日本并不是最高的。1999年,日本農產品進口總額為352.8億美元,人均進口額為278美元,德國為372.2億美元和454美元,均高于日本;英國和荷蘭盡管進口總額低于日本,但人均進口額卻高于日本。然而,就農產品的凈進口額來看,日本在世界上卻遙遙領先。從1980年代開始,日本就取代德國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1999年,日本農產品凈進口額達到336億美元,遠遠高于德國的134億美元的水平。同年,日本人均凈進口農產品265美元,英國為213美元,德國為164美元,都低于日本,表明日本國內農產品供給能力很弱,許多主要農產品必須依靠進口。

(2)農產品進口額的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食物供給緊張,“食物問題”成為了戰后恢復時期日本面臨的主要問題。為了確保食物供給,日本政府和美國當局采取兩種措施來增加供給,一方面是立足國內,另一方面就是進口。在國內供給方面,日本政府于1946年頒布了《食品緊急措施法》,該法授權政府征收農民未交售的大米,以便從生產者手中收購大米,增加供給。在國外援助方面,主要由美國向日本提供“援助進口”,而糧食在“援助進口”中占很大比重。例如1946年的援助進口總額為1.7億美元,其中糧食就占1.4億美元,1949年糧食援助進口2.4億美元,此后逐漸減少,直至1951年6月美國停止這種援助。

盡管日本于1955年9月正式加入關貿總協定,但是當時并沒有真正轉向開放,而是以國際收支為由實行嚴格的貿易、外匯管制,所以1950年代日本經濟并未擺脫封閉體制,進入1960年代以后日本刁‘開始走向開放。1960年以后,隨著農產品市場的開放,日本農產品進口持續增加。1961年,日本農產品進口總額為20.2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5.8%,1999年增長到了352.8億美元,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增加了332石億美元(表7一l),占世界農產品進口總額的比重也上升到了8%。與其他一些農產品凈進口國相比,日本農產品凈進口額增長速度最快,從1961年的18.5億美元增長到了1999年的336.2億美元。

(3)農產品進口量的變化在第四章己經對分類農產品的進口進行了分析,在此只從總體上比較一下各類農產品進口量的增長變化。從農產品進口數量指數的變動情況來看,從1980年代以來,農產品綜合增長率還是比較高的,谷物的增長速度比較低,逐漸趨于穩定,水果、蔬菜、肉類的增長速度較快,有些年份達到了兩位數(表7一2)。這一方面由于谷物的快速增長期已經過去,谷物的進口量趨于穩定,另一方面由于對蔬菜、水果、肉制品的需求增加,導致進口較快增長。

 

7.基本結論及對中國的啟示

7.1基本結論

從以上各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l)荷蘭農產品貿易的現狀是經過長期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其中最關鍵的是其1880年代在進口廉價谷物的沖擊下的農業生產結構轉型和農產品貿易結構轉型,正是從這一段時期開始荷蘭減少了谷物的生產,擴大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并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農產品凈出口國,形成了“大進大出”的農產品進出口模式。日本的農產品貿易轉型期非常短,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30年里完成的,進口增長速度非常快,農產品出口額遠遠小于進口額,并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出口國。

(2)農產品進出口結構。目前,荷蘭和日本的農產品進口農產品中,比重最大的都是畜產品等單位價值較高的產品,這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對畜產品等單位價值較高的產品的需求增加,而且需求呈現差異化的趨勢,所以盡管本國畜產品產量高,甚至是畜產品的主要出口國,但是仍然需要從國外進口,以滿足需求。在農產品出口方面,荷蘭的主要出口農產品都是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品,符合其資源察賦和技術發展水平。而日本農產品出口相對于進口微乎其微,幾乎所有產品都是凈進口,農產品出口難以體現出結構特征。

(3)進一步分類分析表明,兩國谷物的進口量都比較大,自給率很低,但是兩國對待谷物進口的措施和態度有一定差別。荷蘭谷物產品中自給率最高的是小麥,大致是50%,而日本通過保護措施使大米自給有余,荷蘭的進出口結構更符合比較優勢。在分類產品的進出口中,荷蘭主要進口各種原料產品,而出口加工品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發揮了比較優勢,這是農產品“大進大出”模式的核心。這表明,盡管土地稀缺國家的谷物都是凈進口,但是,只要正確處理谷物進口與農業發展的關系,以及與食物安全的關系,完全有可能成為農產品出口大國。

(4)對于人多地少的國家,進口一定量的糧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農業的發展和農產品綜合自給率的提高。但是,這與國家的大小有一定的關系,小國的有利條件更多一些。

(5)荷蘭農業總體上具有相當強的比較優勢和出口競爭力。除土地密集型產品以外,其他很多農產品都具有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而日本不僅農業整體上完全失去了比較優勢和競爭力,而且所有分類農產品都失去了出口競爭力,劣勢非常明顯。此外,先進技術在荷蘭農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與荷蘭農場平均規模比較大、大多數實行專業化有密切的關系。

(6)荷蘭能根據比較優勢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和農業政策,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農產品具有競爭優勢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經濟環境、農業制度、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規模化、農民的素質、農業科技、出口市場和交通條件以及農產品加工業在荷蘭農產品競爭優勢的形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7)日本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凈進口國,一方面是由于國內食物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則由于農戶生產規模小,生產成本高,兼業現象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的效率和供給能力。在此背景下,隨著農產品市場的開放,進口逐漸增加。其農產品進口增長的基礎是農業比較優勢的喪失。意味著人多地少國家在開放市場的過程中,如果不采取合適的政策,農業很有可能衰退。就其進口農產品的作用來看,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負面影響,關鍵在于如何平衡這種關系。

參考文獻 (略)
 

國際貿易論文2018年精選范文三:收入、雙邊匯率和價格沖擊與中國對挪威大西洋新鮮三文魚的需求
 

I.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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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as been an importer of Norwegian salmon since the mid-1980s and its demandhas increased steadily, particularly in recent years. Still, few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determine the effect different factors have on demand. This paper aims to quantify theeffect of income, exchange rate and price shocks on changes in the Chinese demand for salmon.

On the demand side; the world's market for farmed salmon is a highly international. Onthe supply side, this industry is dominated by a few major exporters such as Norway,Chile, Faroe Island, Scot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se countries produceeight different salmon species, but Atlantic salmon is considered the most high-end.Norway is the dominan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this specie. Fresh Atlantic salmon[Salmo salar) refers to farmed salmon that is not frozen or prepared in other ways suchas smoked, canned etc. It is exported both whole, and in fillet form. However, wholeform represents about three quarters of its export (Ma & Xiao, 2010]. Norway is thefocus of this thesis because Norwegian exporters have traditionally had a 90-98 percentmarket share on the Chinese market for fresh salmon. Other exporters are therefore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A. Relevance of Thesis

 

Several reports and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hinese households' demand for bothaquatic products and demand for imported food products tend to be positivelycorrelated with level of income and income growth. Still, there are no studiesconfirming whether or not this is the case for imported salmon. Most studies on salmonin China focus on describing the end user or 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s. Several reportsalso focus on the effect of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efforts, such as those made by theNSEC. These reports are not 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ir main objective isoften to identify market opportunities. Several of these mention income's effect ondemand, but the findings are not based on data.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salmon inChina is therefore now practically non-existent. In general; much of the empiricalresearch on the salmon markets aim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olicy measureson prices, supply and demand through estimating elasticities. Policy measures that arefrequently studied are import tariff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here are also someempirical papers studying income effects on demand for salmon. However, none ofthese papers include a study of the Chinese market.

In addition to income effects, this thesis will stud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price,and how they affect demand. Price has traditionally not been an issue because freshNorwegian Atlantic salmon is considered a premium with few substitutes in the Chinesemarket. However, in the past year other export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share in thismarket substantially. Furthermore, China is, with help from foreign exporters, alsoestablishing a few domestic salmon farms.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substitutes are beingintroduced to the market, and that might influence the own-price elasticity. Dependingon th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on salmon prices, fluctuations in exchange rate maythereby also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demand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is topic is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thesis.

 

B. Motivation

The main motivation behind this thesis is to be able to utilize the knowledge acquiredabout China,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uring the EMA in Chinese Economy to study oneof Norway's major trade commodities in China. A secondary motivation is that theseafood industry has long been one of my great interest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this. From a Norwegian perspective, the fisheries industry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its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lso because of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MostNorwegians have grown up with an abundance of seafood from stores or fresh marketsin the winter, and preferably self-caught during our days off in summer. Internationally,Norway has gained a solid reputation as a seafood nation of the highest caliber andquality. Although several species of Norwegian fish are exported abroad, fresh Atlanticsalmon is probably most well known outside of the Norwegian borders. In manycountries, salmon is synonymous with Norway.

 

II. Literature Review

 

A. Introduction

 

Sever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analyzing market demand for fisheriesproducts such as salmon. Lena Westlund [2005) lists many in a FAO Fisheries circularthat compares different methods for analyzing and forecasting demand for fish andfisheries products. Delgado and McKenna (1997), Ye (1999], and Wessells andAnderson [1992) suggests structural change factors such as traditions, habits; pastconsumption patterns, tastes, experience, perceptions, choice and preference to analyzeand forecast demand for fish. According to Westlund (2005), theses structural changesare difficult to detect, especially in China where they a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in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and thereby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responses toincome changes (Huang and Bouis, 1996). Other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demand arehousehold size (Ye, 1999) [Capps and Havlicek, 1987), ethnicity and degree ofurbanization [Capps and Havlicek, 1987〕,geographic region such as urban vs. rural andcoast vs. inland (Capps and Havlicek, 1987] [DeVoretz and Salvanes; 1994]; and familyage grouping, household head's sex, education, foreign birth status and spouse at home[DeVoretz and Salvanes, 1994).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s well as advertising budgetalso appears often as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Delgado, Corbois and Rosegrant,2000) (Wessells and Anderson; 1992). Supply is also mentioned frequently [Kabir andRidler, 1984) (Kinnucan and Wessells, 1997). However,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e supplyfrom Norwegian exporters as fixed due to biomass [previously, feed quota) that posesrestriction on the quantity produced, which lowers Norwegian salmon's supply-elasticity. It will therefore not be studied in this thesis. Prices of substitute products arealso mentioned frequently [Delgado, Corbois and Rosegrant, 2000) (Delgado andMcKenna, 1997)〔Ye, 1999).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norelevant substitutes for Norwegian salmon, except for fresh salmon from sources otherthan Norway. Cross-price elasticity will therefore not be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Afactor that will be included is seasonality. (Capps and Havlicek, 1987] (DeVoretz andSalvanes, 1994). Wessells and Wielen〔1992) found that seasonality had an influence onfish demand in Japan. This is a market that may have similar traits to the Chinesemarket. Lastly, disposable income and price are also factors that will be included, asthese appear in several papers 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demand forfisheries products (Delgado and McKenna, 1997) (Ye, 1999) (Capps and Havlicek, 1987)[Delgado, Corbois and Rosegrant, 2000).

 

B. The Chinese Seafood Market

 

The Chinese fisheries industry has great historical as well as cultural importance. Foodis strongly related to culture and tradition in China, and fis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because its pronunciation is similar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surpluses. Fish is thereforeconsidered a symbol of prosperity. Demand for seafood is therefore generally higheraround important holidays such as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Bj0rgo, 2011b).

 

Today, China i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seafood markets. In general, urban householdsconsume much more seafood than rural households. Statistics from China StatisticalYearbook (1996-2011) shows that in 2009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aquatic productsin urban areas was estimated to be 14.85 kg, compared to only 5.15 kg in rural areas.The majority of seafood consumed in China is produced domestically. Chinese tend toprefer fresh live, to fresh chilled or frozen fish, which serves as an imported fisheries products. Imported products therefore only constitute a relativelysmall part of the Chinese seafood consumption. Still,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focuson COO as well as quality and food safety in urban areas in recent years (Seafish andFood from Britain [SFB], 2007〕, which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importedaquatic products. imported fisheries products. Imported products therefore only constitute a relativelysmall part of the Chinese seafood consumption. Still,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focuson COO as well as quality and food safety in urban areas in recent years (Seafish and Food from Britain [SFB], 2007〕, which has led to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importedaquatic products.

The domestic seafood market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same market as importedseafood products because domestic Chinese aquatic products are considered a necessityin urban areas. Imported seafood is in general regarded as premium, or luxury foods,thus the markets must be analyzed separately.

 

III. METHODOLOGY..................26

A. The Mode.................. 26

A.l Income Elasticity and Demand.................. 26

A2. Extending the ECM with Price,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and Seasonality.................. 29

B. Testing the Model 30IV. DATA ..................33

A. Data Sources 34Al. Salmon Exports from Norway................... 34

A2. Income Statistics.................... 35

A3. Bilateral Exchange Rates.................35

A4. Salmon prices .................. 35

B. Limitations in Dataset 36

V. ERROR CORRECTION MODEL.................. 38

A. Testing the Model .................. 38

B. Standardizing the Data .................. 40

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41

D. Correlation.................. 49

E. Error Correction Model ..................51

E1. Results .................. 52

VI. DISCUSSION .................. 55

A. General Overview.................. 55

B. Findings ..................55

C. Comparison with the Japanese and Hong Kong Case...... 61

CI. Japan................... 61

C2. Hong Kong .................. 69

 

VI. Discussion

 

A. General Overview

In general, most of the ADL regressions estimated in this thesis perform very well. TheirR2 values are high, but not all of the finding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percentlevel of confidence. The ECMs performances are more diverse, but the lowest R2 arethose of the ECMs for the Chinese market.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established thatmost of the variables are of decent quality.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relationshipsbetween demand and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re clear. This was established in eachmarkets' correlation table. The error correction parameters have low values in theChinese market for salmon. This indicates a relatively slow adjustment to deviationsfrom the long run equilibrium. The opposite is the case in Japan and Hong Kong.

 

B. Findings

The results from the first ADL regression indicate that changes in income has a positiveimpact on demand for Norwegian salmon in China.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findingsfrom the correlation table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Graph (10): Comparison Between Natural Logs of Demand and Income

Sources: NSEC,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6-2011) and OECD.Stat Ex tractsi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and income is illustrated in graph [10)above. Both income and lagged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urrent demand.Lagged demand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current demand, with a coefficient of 0.91.Together they account for 96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in demand. Still, the R2 from theECM regression indicates that changes in income as well as lagged income and laggeddemand only explain 10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in changes in demand.

 

VII. Conclu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was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problem statement that waspresent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

Do income, price, and exchange rate shocks cause changes in demand for fresh NorwegianAtlantic salmon in China, and if so, is this also the case in Japan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the ECM, several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 Explanatory Power

Findings from ADL models indicate that all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in theregressions have explanatory power over demand for Norwegian salmon in China. Mostof the coefficients have expected signs, and the findings are therefore consistent withconsumer theor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as well asthe premium position salmon holds in the market. The only variable that did notcorrespond to findings in previous studies and reports was seasonality in demand. Theeffect of this variabl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ut when mean values for the variableI as well as the variable's annual graph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from the regressionI appear to be random. These results may therefore not be reliable.

B. Causality

In general, 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mand for fresh Norwegian salmon on1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studied in this thesis is weak. Evenithough most of the variance in demand in the ADL models is explained by theIexogenous variables,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including additional variables could Iiimprove the results from the first difference model. These additional variables couldpotentially cause changes in demand to a larger extent than shocks to income, price andbilateral exchange rate, as well as seasonality. This could result in higher R2 values forthe ECMs.

reference(omitted)

國際貿易論文2018年精選范文四: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分析
 

1.緒論

?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兩次全球性質的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的發展速度放緩,國際市場的需求萎靡。雖然金融危機始于歐美發達國家,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也十分深遠。一直以來,南非的主要貿易伙伴都是歐洲國家,但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歐洲市場萎靡,外貿訂單驟減,因此政府一直在尋求新經濟形勢下的發展出路,南非政府主張經濟轉型,將重心移至東方。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貿國家。在2012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世界第一。南非在尋求與中國在貿易領域方面的合作也顯得越發迫切。尤其是2011年,中國成為南非第一大貿易伙伴國,使得南非與中國貿易的發展速度為世界所關注。運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結合度指數,互補性指數和產業內貿易指數對兩國雙邊貿易的比較優勢及互補性進行深入分析,得出中國與南非在雙邊貿易中具有發展前景和合作空間的產品與行業,進而提出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發展的建議。

本章主要介紹論文的選題背景、研究目的、國內外研究現狀,本文的研究內容及創新之處。

 

1.1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1948年,南非國民黨馬蘭首相為保護白人的權利,推行種族隔離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差別化對待不同人種,這行為遭到國際社會強烈反對,當時的中國拒絕與南非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關系。南非在1991年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中國與南非的外交關系逐漸緩和。中國與南非建交于1998年,與非洲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與南方建交較晚,在建交之前的貿易發展非常緩慢,但是中國與南非建交之后,中國與南非的經貿關系的發展較為迅速。年兩國建立了平等互利的戰略伙伴關系。同年中國對南非出口29.52億美元,同比增長45.49%,南非對中國出口29.60億美元。同比增長60.8%。2006年中國與南非簽署了《中南關于深化戰略伙伴關系的合作綱要》,2007年兩國的貿易額達1404億美元。2008-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速有所放緩。2010年兩國簽署了《北京宣言》,兩國的關系進一步加深,貿易往來更頻繁;同年九月,南非政府申請加入金磚國家。此后,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進展迅速。2012年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額達到歷年最大值,而南非也成為中國在非洲大陸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國。2012年,中國對南非出口額為153.2億美元,南非對中國的出口額為446.5億美元。中國與南非的貿易逆差擴大到293.3億美元。南非對外貿易對中國的依存度越來越大,而相對于2012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38667.6億美元,南非只占一小部分,說明中南貿易還處于初級階段,未達到最佳水平,未來的目標應該清除障礙,促進中南貿易更好更快發展,達到與兩國相適應的水平,使中國與南非兩國的經濟互利互惠,發展速度更上一層樓。

南非的銀行業在金融危機中得以幸免,但是與歐洲的貿易往來受到了巨大影響。自從2010年12月,南非被吸納進入金磚國家,成為新金磚五國中的一員,標志著南非正在積極參與到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往來中。同時,南非對于中國來說也是極有潛力的合作伙伴。目前對于中國與南非兩國市場的分析并不多,大多是定性的分析,并未對中國與南非兩國貿易的競爭性及互補性進行透徹的實證研究,比較沒有說服力。本文以要素稟賦論和H-O理論為基礎,運用貿易結合度指數,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互補性指數,產業內貿易指數對中國與南非貿易的比較優勢與互補性進行深入的實證分析,分別找出兩個國家中具有出口優勢的行業,根據兩個差異化的要素稟賦合理配置資源,提出相應的政策措施促進兩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提升。

 

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國內研究綜述

目前國內研究中國與南非貿易之間關系主要集中在中南之間貿易發展模式、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產業內及產業間競爭及互補性分析幾個方面。

(1)關于中國與南非貿易發展歷程的研究

中國與南非的貿易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建交前、建交后加入金磚國家前、加入金磚國家后。這三個階段中國與南非之間外交關系、貿易往來密切程度等都有明顯的變化。鄧祖濤、楊興禮總結了南非的外貿特征,分析了影響南非外貿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論述了南中貿易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指出中國加速發展與南非經貿關系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馬浩認為自中國與南非年月日正式建交標志著中南關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經過十多年來雙邊關系的迅速發展,中南關系經歷了一個從伙伴關系到戰略伙伴關系以及逐漸深化的過程。政治關系是雙邊關系發展的動力源泉,資源合作由于戰略性明顯而成為雙邊關系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徐國慶認為南非加入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對于南非加強與其他金磚國家的經貿合作,推進金磚國家對非關系,深化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具有一定的意義。鑒于南非與其他金磚國家的合作存在較強的基礎且符合南非國家利益的需求,南非與其他金磚國家的關系有望獲得持續深入發展。

(2)關于中南貿易模式的研究

目前中國與南非之間的貿易發展模式研究還不是很多,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王躍生,王麗花基于貿易競爭優勢指數對中南貿易總量進行簡要分析之后,基于全球貿易視角與要素稟賦貿易理論對南中貿易結構的分析表明,南中貿易逆差是雙方貨物貿易競爭力差異的必然結果,而且從發展趨勢看,呈不斷縮小趨勢,因此更不應成為問題。中南貿易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及其結構特征,是符合雙方要素稟賦優勢的,是一種自然發展的互利關系。因此,中南貿易絕非殖民貿易模式的復制,而是互利合作的雙贏模式。張哲研究中南之間貿易額的增長變化及貿易商品結構,應用國際貿易理論知識對中南貿易商品結構進行深入分析,探尋中南貿易利益得失并進行展望。

(3)關于中南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的研究

自從南非加入金磚國家之后,關于中國與南非競爭性與互補性的文章逐漸增加,大多采用定量分析及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研究。

武敬云運用貿易結合度指數、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斯皮爾曼等級相關系數、貿易互補性指數等多種貿易指數研究了“金磚國家”內部貿易關系的緊密程度、貿易的競爭與互補性狀況,發現金磚各國之間的貿易關系并不緊密,總體上看金磚國家之間存在貿易互補,但也有較強的貿易競爭,即使高度互補的產品在不同市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競爭。隨著“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深化,各國將會在合作中進行競爭,在金磚國家內部將會出現資源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整合過程。

李自若以貿易互補性分析、貿易結合度分析、出口相似度分析以及產業內貿易指數分析,研究中南兩國貿易競爭性和互補性,得出中國對南非的貿易結合度指數仍較低,兩國貿易聯系不夠緊密,中南兩國貿易整體上互補性大于競爭性,兩國貿易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結論。何秋霞通過比較雙邊貿易量、雙邊貿易商品部門結構,運用兩國進出口比率、產業內貿易指數及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對兩國雙邊貿易差異性和互補性對中國與南非的雙邊貿易關系做了實證研究。武敬云運用CS、CC和出口相似度等貿易指數對中國和南非的貿易競爭性和互補性進行量化旳研究。

 

2.中國與南非對外貿易的發展

 

2.1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2.1.2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變化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外貿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3.8萬億美元,并首次超越美國,世界排名第1位,其中出口額1.8萬億美元,進口額2.01萬億美元。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同樣功不可沒,貢獻率達20%。中國在外貿順差的同時,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來華投資。在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作用下,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中國對外貿易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對外貿易規模增長迅速。在加入WTO之前,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五年增加一倍,200年加入WTO以后,每三年外貿總額就可以增加一倍。從加入WTO到2007年這段時間,中國外貿每年都以超過25%的速度增長著,中國在出口的比較優勢日益明顯。07年中國出口占世界總份額的8%,比GDP所占比率更高。2009和2010兩年甚至排名世界第一。由于中國出口額的大幅上升,國內經濟迅速發展,帶來了諸多紅利,降低了失業率,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年的金融危機使進出口額在年有所下降,但是,2010,2011年迅速回升,直到2012年中國的外貿總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從2007年以來外貿總額平均增長率達到16.9%,高于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率,也大大高于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

第二貿易順差增勢迅猛,外匯儲備持續增加。中國對外貿易長期處于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順差狀態,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的對出口增長模式還是較依賴的。外匯儲備的增長對經濟發展有利,但是過度的增長將帶來負面效果。特別是年,順差占外匯儲備增量的比例高達87%,說明該年外匯儲備的增量幾乎全部自于貿易順差。貿易順差占外匯儲備增量的平均比例達到了57%,達到占一半以上,表明對外貿易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近年來,雖然貿易順差占外匯儲備增量的比重有所回落,但仍高達68%。這顯示了巨大的貿易盈余的外匯儲量增長的貢獻率是,近年來,外匯儲備的激增,雖然離不開經濟基本面:國內生產總值、貿易順差的影響,但在很大程度上和人民幣升值所引發的資金流入有關。

如圖2-1所示,多年來,勢在外貿順差和人民幣不斷升值的推動下,我國國家外匯儲備整體呈上漲趨,2008年漲幅達到27.3%,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是23.3%的增長率。人民幣的升值壓力有相當一部原因是巨額的外匯儲備造成的,侵蝕出口企業的利潤;也限制了國內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客觀上增大了國內金融市場的風險。同時,持有的巨額的外匯儲備同時保證不值是非常困難的,經過了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和2010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了明顯的值,導致國家經濟資產蒸發,國外危機對國內的影響被擴大。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加之我國政府的努力,外匯儲備的增長率呈明顯下降趨勢,2012年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3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4.1%。2011與年的11.7%增長率相比明顯下降。外匯儲備增長趨于穩定對于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為出口型企業保駕護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管理范圍內浮動。

 

2.2南非對外貿易的發展

2.2.1南非對外貿易規模的發展

南非是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的最主要成員,非洲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在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中影響力最大。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國際制裁,南非經濟出現衰退。1994年南非新政府上臺并接觸種族隔離制度,經濟開始企穩回升,經濟年均增長3%,2006年之后增長率超過5%。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南非經濟增速降至3.1%;2009年南非出現17年來的首次經濟衰退;2010年,南非政府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使當年南非經濟增長恢復到2.8%。2012年南非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845.91億美元,同比增長2.5%。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512美元。南非由于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儲備,得天獨厚的成為最大能源消費和生產國,同時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的重要成員,并于2012年開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在世界經濟占用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非是實行自由貿易體制的國家,國際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用舉足輕重的地位。從2000年開始,南非進一步調整外貿政策,包括實施新的產業政策:優先考慮在本地采購,為了開拓新的經濟增長點,保持良好的外交,繼續改善與鄰國的關系,著重拓展非洲的發展區域內部市場并且維持與歐美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近年來更加重視發展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關系。上述政策使南非的對外貿易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如圖2-2所示,2002年至2012年南非對外貿易總額的柱形圖,由上半部分的進口總額和下半部分的出口總額表示。整體來看,南非對外貿易總額呈上升趨勢,2009年和2010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出現了大幅下降,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也出現了1.5%的回落。但是在2011年經過南非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調整,南非外貿總額呈現了快速的回升。2012年南非進口額達到1,016.1億美元,出口額達到867.1萬美元。

2009年以前南非的主要外貿伙伴是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歐美等國進口及消費能力下降,南非更多的尋求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近年來,南非與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發展中國家貿易迅速增加,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中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勢頭。2008—2012年間,南非與金磚四國的貿易在南非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快速提升。

 

3.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競爭性分析.......23

3.1顯性比較優勢指數..........23

3.1.1出口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概念.......23

3.1.2數據來源及貿易分類.........23

3.2顯性比較優勢動態分析.......24

3.2.1中國對南非出口顯性比較優勢分析............24

3.2.2南非對中國出口顯性比較優勢分析............25

3.3中南貿易顯性比較優勢靜態分析.................27

3.4本章小結................30

4.中國與南非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分析..............32

4.1互補性指數................32

4.2互補性動態指數分析...........33

4.2.1南非進口中國出口的互補性分析............33

4.2.2中國進口南非出口互補性指數分析..............34

4.3中南貿易互補性靜態分析................36

4.4中國與南非產業內貿易研究.............39

4.4.1產業內貿易指數............39

4.4.2中國與南非產業內貿易分析.............39

4.5本章小結...............41

5.中國與南非競爭性與互補性原因分析...........42

5.1兩國雙邊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產生原因................42

5.1.1要素稟賦不同...........42

5.1.2社會經濟發展歷程不同...........43

5.1.3科技領域各有所長.............43

5.2兩國雙邊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發展趨勢.............44

5.2.1資源密集型產業互補繼續增強..........44

5.2.2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將增強.............44

5.2.3資本密集型產業競爭加劇.........45

 

5.中國與南非競爭性與互補性原因分析

 

通過中南產業競爭性和互補性分析,中南在產業競爭力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兩國各自有不同的優勢產業。南非在資源密集型產業上占競爭優勢。中國在資本密集和勞動密集產業中占競爭優勢。中南相互出口的均是對方國家需求量大,互補性強的產品。產生這種貿易現狀的原因可以用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論來解釋。如兩國資源稟賦差異引起產品成本差異,造成產業競爭力不同;歷史原因造成產業發展不平衡,導致某些產業明顯落后;兩國技術發展水平、經濟發展狀況差異等。

 

5.1兩國雙邊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產生原因

5.1.1要素裏賦不同

南非有資源寶庫的美稱,礦產資源豐富。不僅資源種類高達70余種,而且儲量也居世界前茅。黃金、怕族、鐵等稀有金屬及貴金屬儲量位居世界第一,鉆石、煤炭等儲量相當豐富。因此釆礦業成為南非的經濟基礎產業,其中黃金開采時南非創匯的和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是名符其實的支柱產業。南非的農業生產條件并不十分好,全國可耕地面積還不到國土的10%,降水量不足,還時有嚴重旱災,這導致南非主要出口的資源密集型產業集中在礦物類產業中,而非農產品。中國礦產資源總量客觀,但是人均占有率較低,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一些重要的資源更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國礦物質的進口需求量大,需求種類多。中國是一個農產品出口大國,每年對南非從進口中國的農產品占南非進口農產品總額的5%。

因此,南非向中國出口其優勢礦物質產業,中國向南非出口農產品,自然稟賦的不同導致中南在資源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互補性強,競爭性小。要素稟賦的差距是中南資源密集型產品在競爭力差距明顯的原因。

5.1.2社會經濟發展歷程不同

20世紀80年代,南非由于種族隔離制度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國內經濟出現了衰退。直至1994年南非政府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后,國際社會解除對南非的制裁,加之本國政府積極促進經濟恢復,國內的經濟形勢才有所好轉。長期的種族隔離制度使當地白人掌握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及資源,黑人雖然占南非人口的90%,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釆礦,金融,交通等國家命脈產業掌握在執政者手中,黑人的工資水平低,勞動時間長,也沒有發展輕工業的機會,因此南非的輕工業起步晚,一直依賴進口。

在與中國建交之前,南非的采礦、冶煉、金融交通行業與歐美等國水平相當,但是制造業、加工業、服務業、零售業參差不齊,日用輕工業產品嚴重短缺。白人市場長期被日本及歐美產品占領,黑人市場要求的物美價廉的輕工業品相對空白。與中國建交之后,中國投資于南非的企業增加,中國與南非的貿易往來也增加,大量質優物美的輕工業產品如服裝、鞋帽、小五金產品迅速占領了南非的黑人市場,由于符合黑人市場的需求,這一優勢地位保持至今。因此中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南非競爭力強,與南非市場的需求形成互補。

 

6.結論及建議

 

6.1全文主要觀點

第一,21世紀以后,由于中國和南非的國際分工和優勢要素稟賦不同,雙邊貿易規模大幅度提高。貿易集中在能源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和附加值較低的輕工業制成品中。由于發達國際的直接投資,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加工世界各地的產品,是名符其實的制造大國。南非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使南非路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國內也擁有較發達的制造業。兩國在雙方優勢產業的貿易中互利互得,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中國在光學、機電設備等制造業處于優勢地位,南非在礦產品類的資源產品和較低技術含量產品具有優勢,由優勢產業的不同可以看出要素稟賦的差別。

第二,根據第三章比較優勢指數的動態及靜態分析,在中南貿易中,整體來看,中國的競爭力要強于南非。因為兩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還有差距。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也比南非多。南非出口中國的還是集中在資源類產品中,其他方面的出口顯得比較弱勢,在中國市場份額很小。

第三,根據第四章的互補性動態和靜態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和南非貿易以互補為主。兩國貿易往來商品都滿足本國的需要,與本國市場的需要互補。根據數據的變化可以得出,互補性將越來越高,說明兩國有非常好的合作前景。

第四,根據產業內貿易指數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中南兩國的產業間貿易要高于產業內貿易,說明兩國貿易互補性強。擴大互補性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可以加快對南非市場的占領。由于中國與南非經濟規模上的差距,產業內貿易水平較低說明中國對南非垂直型直接投資水平還處于較低水平,跨國公司垂直型內部貿易所占比例不高。

第五,中國和南非間的貿易關系呈非對稱性特征。無論是中國對南非的貿易結合度還是南非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的指數值都較低,這說明中國和南非之間的貿易關系仍比較松散,不是特別緊密,有更多的合作空間可以開發。從2009年起,南非跟中國的貿易關系變得比較緊密,結合度指數第一次超過出現上升,此后的幾年內,每年都升高。而中國對南非的貿易結合度數值基本仍處于0.08左右。南非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會繼續增強,而對于中國的龐大出口市場來說,南非的出口還沒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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